做错事的人先是支支吾吾的狡辩，终于无话可说，于是吐出两类字眼——“不清楚”或“不好说”。
说“不清楚”的是主要负责人，问他知不知道有关规定，答“知道”吧，是知法犯法，答全然不知，也难通过，所以来个“不清楚”。
说“不好说”的是下级执行者。记者已把事情说穿点明，只让他置一个可否，说“是”，还是“不是”。那亲自做事的人竟不敢择一答之，眼皮不敢抬，脸憋得通红，终于吐出一个“不好说”。
“不好说”，是执行者面对记者的搪塞之语，也是他们历来的苦衷。有那么一种上级，就是靠手中权力指令底下做违纪违法的事，底下的人怎不处于两难境地？护法，是良心的事；听命，是饭碗的事，两相权衡，还是选择后者：屈从于权力，委屈点原则。
“不清楚”，是头头说的假话；“不好说”，虽说含着下属坚持原则勇气不足的弱点，却是真话。当然，到头来还得是“有话好好说”。毕竟，我们已经确立了依法治国的大目标，要是因为弄权者的嚣张，搞得好说的事都“不好说”，那怎么得了！
（《人民日报》4．15李景阳文）
